自1980年秋季进入西南农学院农业经济管理系（现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学习开始，四十多年来，我一直从事“三农”问题以及经济、金融等政策制定与相关研究工作。先后参与2006—2015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及其他党中央、国务院相关政策制定和文件起草工作，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规修订相关工作，参加中国农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农业发展银行改革、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工作。曾负责和参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UNDP、UNESCO等国际组织的技术援助项目，也曾负责完成欧盟、福特基金会、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等国际合作研究项目。在《经济研究》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在中央农研室和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中财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机构完成政策研究报告、工作报告、调研报告逾百篇。值此母校一百二十周年校庆之际，谨致以热烈的祝贺，并以此回忆小文向母校、向培育我们的老师们表达诚挚的感谢。

一、登堂入室：80年代的“天之骄子”

1980年，我跨入了西南农学院（现西南大学）的大门。虽然今天考上大学仍是件大事，但与20世纪80年代初期相比，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在标题中，我用了“登堂入室”一词，不仅仅是形容大学是接受高等教育的最高学府，其实还蕴含“形而下”的含义，即在公平公开统一招考制度下，无论出身、贫富、户籍、职业、民族都有资格参与考试，考试合格即可录取，而大学生在跨入大学校门的同时，就将获得步入全新人生旅程的“入场券”。

对于大学和教书之人而言，蔡元培先生在1918年为《北京大学月刊》撰写的发刊词中写道“真正的大学应该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学府”，而对于进入大学学习者，他在1917年就任北大校长的演讲中就认为大学应是研究高深学问者，而不应有做官发财思想。显然，在现代教育刚刚兴起的时代，对高等学府的育人树人宗旨而言，便该如此。但与此同时，在人才极其稀缺的传统社会中，经过专业训练的大学毕业生，拥有超越多数人的知识储备，在就业市场明显更具竞争力，更容易获得机会且更有保障，同时也是实现社会阶层跃迁的重要途径。

按照之前的政策，高中毕业后，我们必须上山下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机会迈入大学的门槛，对我们来说将是一条全新的绚丽人生出路。我们是幸运的，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正好赶上改革开放开始启动的历史机遇。

1980年高等学校招生人数已经比过去增加了很多，但报考人数众多，录取率很低。四川作为人口大省，录取比率更低，我就学的国企子弟学校，一个年级八百多人，考上大学的只有二十三人，不足3%，竞争激烈程度可见一斑。全社会都将考上大学的学生们视为有知识、有文化、有能力的代表，堪称天之骄子。所以，我们在学校拿到的粮票是全国通用粮票，因家境不富裕，不少同学享有国家助学金。无论是乘坐公交、火车还是在其他公共场合，只要拿出学生证都能感受到倾慕、尊重和期待。

而对每一个迈入校门的学生来说，更加令其振奋不已的是：国家重新实行高考制度后，继续沿袭了1950年开始实施的毕业生统一分配制度，即由国家主管部门按计划统一分配毕业生至指定地区、部门和岗位，实施“统包统分”“包当干部”政策。我们入校不久，77级的学长们毕业，基本都分配到中央部委、省市机关，而且一位学长还分配到了后来我的工作单位：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这件事情之所以重要，关键在于当时城乡初、高中毕业生普遍面临严重就业困境：一是农村的学生毕业后如果没有考上大学，只能回家务农，而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多数农村地区温饱都很难解决，虽然有少量的毕业生会有招工、参军等，但人数极其有限；二是城镇学生毕业后，在计划体制下，一个出路是等待城镇国有集体企（事）业招工、参军等获得铁饭碗的机会，但这样的机会十分稀缺、竞争激烈。虽然1980年中央正式发文终止了上山下乡政策，但1979年开始的近2000万知青大规模返城，城市地区适龄人口就业压力巨大。显然，如果应届毕业生不能升学，毕业即失业。这个时期，曾出现了两个具有时代特色的词汇叫“待业知青”和“待业青年”。

从今天回头望去，将我们誉之为“天之骄子”并不完全准确。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们，就是懵懵懂懂、一头撞入改革开放伟大时代的一群人，能够像水滴一样汇入这样的变革洪流，赶上伟大时代开始启动的这一历史性机遇，这既是我们的幸运，也是时代赋予我们投身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给予我们为国家富强努力奋斗的机会。我们所幸未负韶华，未辜负母校的培育与期待，我们尽了我们最大的努力。

二、学会“学习”

开始大学学习之后，手握全国粮票，一日三餐，天天有肉，顿顿细粮，生活比在家还好，除了期末考试前后重庆炎热酷夏使得大家彻夜难眠之外，一切都十分令人惬意。但是，学习上却遭遇到令人困扰的问题，即为啥而学？应该学些啥？

20世纪80年代初期，农经系是重庆地区唯一拥有经济类系科的大学。尽管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教授1937年创建了重庆大学商学院，但院系调整后，重庆大学一直以工科院校为主。到1984年，管理工程系才成立组织与战略学科专业，1989年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才恢复建制。而西南师范大学政治系于1987年招收国民经济管理本科生，1988年数学系开始招收会计审计专科学生。而西农农经系不仅拥有像蒋杰教授、叶谦吉教授这样拥有海外经济学学位的著名老教授，而且我们的会计学、统计学以及农业经济等学科在国家八大重点农业院校中也名列前茅。

作为农学院的农业经济管理系，一方面学校安排了包括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农业经济学、会计学原理、统计学原理等经济类课程，同时也安排了包括作物栽培、畜牧学、土壤肥料学、土地规划、农业区划、农业机械等课程。由于此时人民公社制度尚在运行，一些课程和教材中仍然保留着包括人民公社管理、大队（生产队）会计等较为陈旧的内容。当时，不少人笑话说：我们学农经的人今后的主要出路就是到农村生产队当会计。因此，入得校门后，虽觉就业无虞，但对未来想做什么，能做什么却又十分茫然。

尽管我以理工科考入农经系，但从个人偏好来说，更加偏向文史哲方面，对于农学相关的课程实在是不太擅长，特别是对一些内容已明显不适应政治经济形势的课程也不太喜欢。但反复思考，感觉不论好恶，首先必须要把规定的学习任务完成，才有可能按照兴趣去学习其他。而且在当时的经济、管理课程中，虽然还没有引进现代的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以及管理学、货币银行等教学，但仍有不少对于基本经济学训练颇有帮助的课程。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采用了徐禾先生编著的《政治经济学概论》，这本教材在有限的篇幅中系统阐述了《资本论》的主要内容，逻辑清晰，概念准确，是一本高质量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该书初版发行于1973年，最新版本是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年刊行的第六版，迄今已经发行逾百万册，可见该书已成经典，令人叹服。当时在学习这门课程时，除认真听课、详细做好笔记外，还花费了很多功夫认真研读教材，并找来《资本论》对照学习，这一过程不仅让我初步得到经济学的基础训练，而且对于我后来参加南开大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发挥了重要作用。

统计和会计对于经济体系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就如同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等著作中提到的，在中国历史上，政府因缺乏“数目字管理”的能力，常常引发财政和经济管理混乱，最终造成王朝崩塌。而雅各布‧索尔所著“Financial Accountability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Nations”（中文译为《账簿与权力——会计责任：金融稳定与国家》），译著的封面写着“谁掌握了账簿，谁就掌握了权力”，作者认为“如果没有复式记账法，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和现代国家都不可能存在”。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们对现代市场经济尚一无所知，但我们十分幸运的是有一位非常优秀的会计学老师——侯德坤教授，她不仅把会计学原理阐述得非常清楚，同时还颇富远见地将借贷记账法纳入课程内容。虽然会计课程的学习过程十分艰辛，平常作业经常为了把账做平会花费许多时间，但却让我对企业和管理以及金融有了初步的理解和认识。而系主任蒋杰教授既是明尼苏达大学农经系博士，同时也是《统计学原理》教材主编，因而我们当时的统计学原理课程基本按照现代统计理论和方法进行教授，线性规划、相关分析、抽样调查设计等基本的统计分析工具我们都进行了系统学习，为我们学会采集数据，理解、分析经济运行打下坚实基础。这些课程的学习为我的研究生论文写作以及工作之后参与的第一项研究工作——与世界银行的合作研究项目“中国国有工业企业与非国有工业企业比较研究”（参见林青松、杜鹰编著，《中国工业改革与效率：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比较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支撑。在此项研究中，首次采用借贷记账法，将采集的收付记账财务记录的数据，重新编制成资产负债表对样本企业财务进行分析，取得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成果（我们的数据处理及研究是1986—1988年进行的，而财政部要求企业统一采用借贷记账法是1993年）。我利用课题资料完成的硕士论文还入选《经济研究》编辑部主编，《经济日报》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经济学博士硕士论文选1987》。

在校期间，另外一个学习的方式就是扩大阅读量。我从中学时代就养成了喜欢阅读的习惯，但在那个时期，无书可读基本是常态，能够找到的书很多连封面都没有。这大约是我后来形成不停疯狂买书“恶习”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校期间除了文学读物和报刊外，我们仍然面临缺乏可读之书的问题。一方面关于现代经济学的译著、译介出版极少，原版书籍更无迹可寻，因而相关课程的辅助读物难觅踪迹（比较早的像厉以宁教授的《现代西方经济学概论》，1983年才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张培刚、厉以宁的《微观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1986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我到南开读研时，仍有不少原文教材是油印的）。另外，自己虽然购买了不少像商务印书馆重新印发的汉译名著，但对那些源自欧洲的政治、经济、哲学等经典原著，确实读不懂。

面对这样的困难，只能将目光转向校外。在这一时期，虽然我们身处偏僻的天生桥校园，但仍能切实感受到国内大事频仍。一方面，开放之后的“西风东渐”引发的热闹非凡的各种社会思潮，让我们目不暇接。另一方面，引发党内外争议，但却又热火朝天、急速推进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变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各种报刊、杂志都在进行非常热烈的讨论和激烈争论，我这个学农经的学生不能不给予高度关注。

我原工作单位（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老领导杜润生主任回忆录曾经谈到过在1980年9月召开的省（区、市）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出现了姓“资”还是姓“社”的“阳关道”与“独木桥”之争，认为坚持人民公社和集体经济是阳关道，而包产到户是分田单干，走独木桥。为了回应上述争论，厘清思想，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吴象，1980年11月5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阳关道与独木桥——试谈包产到户的由来、利弊、性质和前景》。而当时党内知名的经济理论家，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理论组组长（之后也是我在中央农研室、国务院农研中心以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时的老领导）林子力撰写的数篇家庭承包责任制的论文，既有大量调研支撑，又有理论逻辑，同时有政策分析和建议，令人耳目一新，在政策制定中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这些在当时产生广泛影响的理论文章，有助于消除姓“资”姓“社”之争，为已拉开序幕的农村改革清理了思想上、理论上的障碍。我花费了大量时间阅读和收集整理各种资料，既当成时政学习，也当成专业学习，详细梳理了农村改革的政策、理论问题的分析。这些阅读和研究，不仅让自己获益匪浅，更是在研究生考试中给予我很大助益。

三、学会从“田野”中探寻经济运行的逻辑

必须踏足广阔田野大约是农学的基础和根本。无论作物栽培或畜牧水产，不管水果蔬菜还是茶叶花卉，不到田间地头，不进村入户，农口同志学习、工作和研究都寸步难行。现在看来，农经系秉承农学这样的传统和教学安排，对我们这些对“三农”、对现实生活无知、无感却又要学习经济学的学生来说，不论是对于课程学习，还是学会对经济现象的观察、调研、分析，都是一件最为靓丽和精彩无比的教学安排。据我所知，在这一时期，经济学本科生课程会进村入户进行教学实习的很少。幸运的是，后来我入读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从民国初期建立之初，就一直坚持师生要重视调查研究。我的导师刘君煌先生是研究所第一届研究生，先生早年就曾专程赴山西调研土地制度问题，完成并发表了研究报告。因而南开学习期间，有幸能够持续这种调查研究传统。

在我的记忆中，4年中调研实践活动一共有三次：一次是统计课程的实习。这次实习是直接参与到国家统计局农户家计调查试点工作中农户台账整理和表格填写工作（中国农村抽样调查总队是1984年才正式成立的，但农户抽样调查制度的建立应该要更早一些。因此，我个人猜测这次实习，可能是统计部门正在进行抽样调查统计制度建设的试点工作）。这是实打实的统计调查，不仅要把农户日常账簿记录弄清楚，而且还需要将实物收支和现金收支做成平衡表，再填写正式表格。要完成这样的工作难度很大，不仅要具有统计、会计的基本知识，还需要具有仔细认真的工作态度，更需要具备与普通农户进行有效沟通的能力，这次实习令我印象极其深刻。后来因为工作关系和农调队的同志们熟悉后，还和他们开玩笑说：你们最初的统计制度建立可有我一份功劳的。

第二次实习应该是学习农业区划和规划后，到江津县（现江津区）参加当地农业规划设计的相关工作。第三次调研是毕业实习，针对家庭联产承包制之后，我就农户的土地转包问题进行了专题调研，并据此完成了我的本科毕业论文。

现在回头来看，当年的这些具有启迪意义、引领我进入经济学领域的教学安排，冥冥之中，总能让我在日后的工作中，无时无刻不在提醒自己要重视考察分析现实经济中的问题和运行逻辑，应随时随地抓住机会到乡村、企业、银行、基层政府实地访谈调研，持续不断汲取基层、民间智慧，寻找体制改革难题破解之道。这一切是我40多年从事学术、政策研究和政策制定等工作最为可靠的依仗。我在《经济研究》杂志发表的数篇学术论文以及海外访问研究撰写的报告，无论是问题提出、数据资料来源还是分析框架的建立，都是从大量调查研究中提炼所得。而我参与的中央文件起草以及参加金融改革、征地制度改革、土地法修改等相关工作，几乎件件都是从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开始。当然，注重调查研究是一名党员干部应该具备的工作作风，只不过从事“三农”的同志因工作性质的原因，下基层的机会相对可能更多一些。我工作的数个机构，无论领导还是工作人员，都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工作。而且对许多工作来说，有问题、有情况、有不解，只要时间允许，通过实地调研寻找答案几乎成了固定程序。

我硕士尚未毕业，就开始参加前述与世行合作项目中的一部分——“十省200家乡镇工业企业”问卷调查，负责协助山西省农调队问卷调查及全省宏观经济与乡镇企业发展的报告撰写。由此正式开启了伴随整个职业生涯对“田野经济学”的探寻，直到今天我仍然乐此不疲。

当然，无论是专题调研、案例研究还是工作考察、问卷调查，真正做好能够满足学术研究或者政策研究、政策制定要求的调查研究工作，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需要相当的专业素养、观察能力、沟通能力，对情况、问题的深入了解以及数据资料的处理提炼能力。

我非常幸运的是从工作的第一天开始，就得到了一批具有极高经济素养、十分熟悉政策以及基层情况、非常擅长调查研究工作的领导和前辈们的帮助指导，包括但不限于：我的博士生导师、自工作起一直是我老领导的陈锡文教授（原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全国人大农委会主任）、杜鹰副主任（原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周其仁教授等等。在他们的指导下，我对在蓬勃发展而又纷繁复杂的中国经济这块广阔“田野”中探寻制度变革以及经济成长的底层逻辑就有了更加深厚的底气。

记得在毕业实习期间，我独自顶着烈日行走在乡间田坎路上，从一个村到另一个村去农户家调查，晚间回到铺满大青条石街道的古朴小镇歇息，一天行程十数公里不知疲倦，晚上还到镇上电影院看场电影，至今想来，一切仍历历在目。世事变迁，虽然情况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但从个人成长的经历看，十分希望经管学院还能继续保持这样的传统，让学生们能够有机会踏足中国经济这块广阔“田野”，用自己的脚去度量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道路。

感谢给予我们无数精神食粮、耐心训导我们的恩师们！感谢给予我无数帮助的学长和同学们！

衷心祝愿母校生日快乐！

作者简介：

陈剑波，出生于1963年4月，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1984届（原西南农学院农业经济管理系1980级）学生，原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巡视员；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非执行（股权）董事。

教育背景：

西南农学院（现西南大学）农业经济管理系，农学学士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学硕士

中国人民大学农村发展学院，管理学博士

任职情况：

1987-1990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企业研究室副主任

1990-2008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研究员

2008-2015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巡视员、巡视员

2015-2023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非执行（股权）董事，担任战略规划、风险管理、“三农”与普惠金融、企业文化与消费者权益保护等委员会委员

主要工作经历：

1.2006－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起草组成员，参与党中央、国务院其他相关文件起草与政策制定

2.国务院农村金融改革、农业银行改革、农业发展银行改革、农村信用社改革、征地制度改革与土地管理法修订等工作小组成员。参加中央十七、十八大重大课题以及“十一五”“十二五”规划专项课题研究。

3.主持、参与中财办、中农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银监会、保监会、人民银行、社会科学基金、发改委、农业农村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等课题研究。

主要学术经历

1. 研究领域：金融发展与改革、农业农村发展、土地制度、企业制度与公司治理等。

2. 国际合作研究：

（1）曾主持、参与世行、亚行、UNDP、欧盟、UNESCO、福特基金会、日本发展中经济研究所等机构资助的技术援助、合作研究和政策咨询研究项目，包括中小企业融资、国有企业改革、贫困地区资金互助、国别战略研究等多个国际合作研究项目。

（2）多次被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UNDP、UNESCO等国际机构聘为顾问、专家。

3. 访问研究：

1992年1—6月应世界银行邀请与资助，赴美国布兰德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访问学者。

2001年5—6月，应美国国务院新闻署的邀请，作为优秀中青年学者访美。

2003年12月—2004年6月，日本发展中经济研究所（Institute of Developing Economies，JTRO，Japan）访问研究员，完成研究报告“Nonexclusive Property Rights: Incentive Mechanism and Formation of Early Property Contract” 。

2005年6月—12月，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Institute of Asian Development Bank）访问研究员，完成研究报告“The Deviation Between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荣誉：

1.荣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计委、农业农村部、中国发展研究奖、杜润生农村发展基金会等机构多项学术研究奖。

2.中央办公厅优秀共产党员。

论文发表（略）：

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发表数十篇学术论文与研究报告。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以及中财办、中农办、社科院等机构刊发逾百篇政策研究以及调查研究报告。

注：校友故事排序不分先后。

本文仅代表校友个人视角，旨在分享经历与感悟，不视为校方立场。